1989年：六四事件
1989年4月，刘晓波从美国回到北京，参与学生民主运动。在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期间，他参与绝食团的宣传、募捐等活动。6月2日，他与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开始了48至72小时的绝食，并在6月4日清晨与戒严部队谈判后，说服数千名学生安全撤离广场，避免了更大的流血惨案。此举使他被称为"天安门四君子"之一。
目录
概述
截至目前，中国有两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物：1989年获奖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2010年获奖的刘晓波。这两位和平奖得主都因为在中国人权和政治改革方面的贡献而获得国际认可，但在中国大陆的官方评价与国际社会存在显著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国籍存在争议。根据中国官方观点，他是中国公民；而流亡海外后，他被视为难民身份。如果仅考虑无争议的国籍身份，则刘晓波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本报告将详细分析这两位和平奖获得者的生平背景、主要思想、政治活动以及他们对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并探讨他们在中国政治、人权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刘晓波 (1955-2017)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中国作家、文学评论家、人权活动家，因"在中国争取基本人权的长期非暴力斗争"而获奖。
达赖喇嘛 (1935-)
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领袖，因"为西藏自由和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作出的努力和斗争"而获奖。
刘晓波 (1955-2017)
生平与学术背景
刘晓波肖像
刘晓波1955年12月28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刘伶为东北师范大学教师。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随父母下乡到内蒙古兴安盟。1974年高中毕业后，被送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插队。
1977年，他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次年与王小妮等同学组成"赤子心"诗社。1982年毕业后，刘晓波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198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继续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美学和文学评论。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刘晓波以《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为题即兴发言，批评受到普遍肯定的"新时期文学"主流，一针见血的表达方式和放言无忌的风格使他在文化界崭露头角。
1988年，刘晓波发表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获得文学博士学位，随后应聘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同年8月至11月，他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作访问学者，讲授中国当代文学。12月至1989年2月，又应邀赴美国夏威夷大学作访问学者，讲授中国哲学和当代政治。
政治活动与参与
1989-1991年：首次入狱
六四事件后，刘晓波于6月6日被拘捕，被官方媒体指控为操纵学运的"黑手"。1991年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审判刘晓波，但因其说服学生撤离广场被认为是"重大立功表现"而免予刑事处分释放。
1995-1996年：监视居住
1995年2月，刘晓波起草并与多人联署发表《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5月，又参与起草《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但在正式发表前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关押，直到1996年1月才获释。
1996-1999年：劳动教养
1996年10月，刘晓波与王希哲共同起草《对当前我国若干重大国是的意见》（又称《双十宣言》），呼吁对包括两岸统一、西藏问题等进行讨论。该宣言发表前两天，刘晓波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随后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处劳动教养三年，关押在大连劳动教养所。
2000-2008年：笔会活动
2000年，刘晓波参与创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后改名为独立中文笔会）。2003年11月当选第一届会长，2005年11月再次当选连任第二届会长。2006年，与张祖桦、蔡楚等人共同接办《民主中国》网刊。
2008-2017年：《零八宪章》与最后岁月
2008年，刘晓波发起并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呼吁中国政治改革。12月8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留。2009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向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6月，刘晓波因肝癌晚期获准保外就医，7月13日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去世，终年61岁。
《零八宪章》与主要思想
《零八宪章》是刘晓波与其他知识分子在2008年共同起草的一份民主宣言，于世界人权日发布，旨在表达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诉求。该宪章以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为风格写成，主要呼吁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
《零八宪章》内容分为"前言"、"我们的基本理念"、"我们的基本主张"以及"结语"四个部分。宪章提出了六大基本理念：
- 自由：人的自由不应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
- 人权：人权高于主权，是普世价值
- 平等：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 共和：政府应为公共利益服务，而非特定群体
- 民主：政治制度应基于公民选择和参与
- 宪政：政府权力应受宪法约束
在此基础上，宪章提出了19条具体主张，包括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财税改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联邦共和、转型正义等。
《零八宪章》的影响
- 截至2013年12月，该宪章已获得超过13,000人签名
- 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
- 成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 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民主宣言之一
- 影响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许多知识分子与人权活动家
《零八宪章》是刘晓波最重要的政治贡献之一
"我没有敌人"与和解思想
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们的职业与人格。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是刘晓波在2009年12月23日接受审判时撰写的最后陈述，虽然没有机会在法庭上宣读，但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他思想的重要代表，并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由挪威女演员丽芙·乌曼代为朗读。
在这篇文章中，刘晓波表达了他的和解思想和非暴力理念。他认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刘晓波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的看法，认为中国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改革开放得以持续的基本前提。他指出，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都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这种认识反映了他对和平转型的期待，而非激进的革命方式。
这一思想显示出刘晓波的温和立场，与其他更为激进的异见人士形成了对比。他倡导通过对话、理解和法律手段来推动社会进步，拒绝暴力和极端方式。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显得格外珍贵，也成为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重要理由之一。
和解思想的影响与争议
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理念在不同群体中引发不同反响：
- 支持者认为这体现了他的宽广胸怀和非暴力抗争精神
- 一些海外民运人士则批评这一立场过于软弱，质疑其有效性
- 在中国民主运动中，这一思想代表了一种温和改良的路线
- 这一理念与其"零八宪章"中的政治诉求形成互补，展现了他对和平转型的完整构想
诺贝尔和平奖与国际反响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空椅子"，象征着无法出席的刘晓波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以表彰"他在中国为基本人权持久而非暴力的奋斗"。刘晓波成为继德国的卡尔·冯·奥西茨基（1935年）和缅甸的昂山素季（1991年）之后，第三位在服刑或拘禁期间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从获奖至辞世未能恢复完全人身自由的诺贝尔奖得主。
由于刘晓波仍在监狱服刑，无法亲自出席颁奖典礼，组委会在2010年12月10日的颁奖仪式上摆放了一张空椅子，象征着他的缺席。这张"空椅子"后来成为中国网络审查的敏感词之一，也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象征。
国际社会反响
- 联合国和多个西方国家政府表示祝贺和欢迎
- 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
- 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判决表示"震惊"
- 欧盟要求中国释放刘晓波，并结束对签署《零八宪章》的其他人员的骚扰和拘留
- 2010年12月10日的颁奖典礼，在奥斯陆设有大使馆的65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未参加典礼，多为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
- 15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署公开信，呼吁释放刘晓波
中国官方反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诺贝尔委员会把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完全违背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中国官方媒体发表文章批评此次颁奖是西方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相关报道和讨论在中国国内媒体和互联网上受到严格控制。
对中国的影响
刘晓波作为知识分子、作家和人权活动家，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尽管这种影响在中国大陆受到限制和争议。
思想领域的影响
- 刘晓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学的批判，挑战了主流叙事，启发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
- 他倡导的非暴力、和解理念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了一种温和路径
- 他的文章和演讲强调了普世价值在中国的适用性，拓展了政治讨论的范围
- 《零八宪章》对中国宪政民主的构想，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
社会与政治影响
- 刘晓波的政治参与和随后的入狱，凸显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艰难
-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人权状况受到更多国际关注
- 在信息管控环境下，许多中国民众对刘晓波的了解有限，但他的名字仍在一些知识圈中流传
- 被视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重要象征人物，尤其在海外华人社区
历史定位
- 刘晓波被视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
- 他的著作和言论成为研究中国政治变革和知识分子角色的重要材料
- 美国《时代杂志》将刘晓波与昂山素季、曼德拉、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一同列为"十大政治犯"之一
- 在国际社会，他的命运常被视为衡量中国人权和政治开放程度的指标之一
争议与批评
- 刘晓波在中国大陆的官方评价是消极的，被官方媒体描述为"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
- 他早期接受采访时关于"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的言论引发争议，尽管他后来澄清这是表达中国现代化需要经过长期西化过程的极端表述
- 一些海外民运人士批评他的"我没有敌人"立场过于温和
- 关于他对国际事务的一些观点（如伊拉克战争）也存在不同评价
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刘晓波的思想和行动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尚难以全面评估。一方面，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和教育系统很少正面提及他的贡献，限制了他思想的直接传播；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开放，人们对自由、人权等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这与刘晓波所倡导的理念有潜在的契合点。
不同于激进的政治变革，刘晓波主张的和平、非暴力、渐进式改革路线可能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中找到更多共鸣。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批评与建议，以及对公民社会、宪政民主的构想，为思考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刘晓波的国际影响力也将持续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作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的名字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重要参照点。
达赖喇嘛 (1935-)
生平与背景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1935年7月6日出生于青海省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在西藏传统认定方式下，他被确认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的转世灵童，1939年被迎请至拉萨，1940年正式坐床成为西藏政教领袖。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1951年5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1954年，达赖喇嘛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9年3月，西藏发生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达赖喇嘛于同年3月17日离开拉萨，3月31日抵达印度，获得印度政府的政治庇护。此后，他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建立了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并开始了他的海外活动。
在流亡期间，达赖喇嘛游历世界各国，宣传西藏文化和佛教思想，倡导非暴力、和平的理念，并持续关注西藏问题。1989年，他因"为西藏自由和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作出的努力和斗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011年，达赖喇嘛宣布退出藏人行政中央的政治职务，专注于宗教和文化事务，政治权力则移交给民选产生的噶伦赤巴（首席部长）。虽然退出政治职务，但他作为西藏精神领袖的地位和影响力仍然存在。
宗教领袖与政治角色
宗教角色
在藏传佛教中，达赖喇嘛被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最高精神领袖。这一地位赋予他在佛教徒中，尤其是藏传佛教信众中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弘扬佛教教义，特别强调慈悲、非暴力和宗教间对话的重要性。他的著作和演讲不仅涉及传统佛教教义，还探讨了现代科学、环境保护、伦理学和世界和平等议题。
作为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倡导佛教与现代科学的对话，参与了多项科学研究项目，特别是在脑科学和冥想研究领域。他认为宗教与科学可以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人类福祉。
政治角色
传统上，达赖喇嘛既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袖。从17世纪第五世达赖喇嘛起，达赖喇嘛成为统治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的领导者。
在流亡印度后，达赖喇嘛建立了藏人行政中央（流亡政府），继续在海外藏人社区中扮演政治领导角色。他推动流亡政府的民主化进程，包括引入直选产生的议会和领导人。
在西藏问题上，达赖喇嘛的立场经历了从独立到"中间道路"的转变。"中间道路"主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下，西藏地区享有真正的自治权，保护西藏文化、宗教和环境。
2011年，达赖喇嘛宣布将政治权力移交给民选产生的噶伦赤巴，正式结束了达赖喇嘛在藏人社会中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教合一制度，标志着西藏流亡社会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
双重角色的特点与挑战
达赖喇嘛的宗教与政治双重角色形成了其独特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作为宗教领袖，他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尊重和关注；作为政治人物，他则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关系和政治挑战。
这种双重角色也带来了一定的张力。一方面，宗教领袖的身份要求他坚持慈悲、和平的原则；另一方面，政治领导人的责任迫使他必须面对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艰难抉择。
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其政治角色上，认为他是"分裂分子"，而较少关注其宗教领袖的一面。而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其的评价则更多基于宗教领袖和人权倡导者的形象。
诺贝尔和平奖与国际影响
1989年10月10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以表彰他"为西藏自由和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作出的努力和斗争"。在当年12月10日的颁奖典礼上，达赖喇嘛亲自领取了这一奖项。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大大提升了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颁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是："达赖喇嘛的努力始终坚持非暴力原则，植根于对所有生命的尊重以及对世界上所有人类的普遍责任的信念。"
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暴力。和平意味着非暴力和平等对待各种生命，满腔热情地消除痛苦，尊重和宽恕所有人。
——达赖喇嘛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感言
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据报道，中国外交部当时表示："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分裂中国的达赖喇嘛，这是对和平奖的亵渎和对中国人民的侮辱。"
获奖后，达赖喇嘛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许多国家领导人和政要接见了他，尽管这些会见通常被描述为"私人"或"非官方"性质，以避免与中国的外交摩擦。
达赖喇嘛领取诺贝尔和平奖
国际影响
- 成为国际人权和和平活动的重要象征
- 提高了西藏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关注度
- 影响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看法
- 促进了佛教思想和西藏文化在全球的传播
- 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关系网络，影响政治、宗教和学术界
思想与主张
宗教与哲学思想
- 慈悲与非暴力：达赖喇嘛强调慈悲是佛教核心价值，主张通过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
- 宗教和谐：他倡导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认为所有宗教都教导爱、慈悲和宽容
- 科学与佛教：积极探索佛教与现代科学的对话，认为两者可以互补
- 人类共同责任：提出"普遍责任"概念，强调全人类相互依存的关系
- 伦理而非宗教：主张世俗伦理的重要性，认为道德价值不必依赖宗教信仰
政治立场
- "中间道路"政策：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下争取真正的自治
- 民主制度：推动藏人社区民主化，废除传统政教合一制度
- 文化保护：强调保护西藏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
- 环境保护：关注西藏高原生态环境，将西藏视为亚洲水塔
- 和平对话：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反对暴力抵抗
我认为，不同宗教之间的根本相同点是我们都教导更好的人类气质，如同情心、宽容、爱心、满足和自律。总之，我们都致力于培养人的内心价值。
——达赖喇嘛
"中间道路"政策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这一政策始于1979年，是对早期独立主张的重大调整。该政策的要点包括：
- 不追求西藏独立，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下寻求真正的高度自治
- 保障西藏民族的文化、宗教、语言和传统生活方式
- 将当前藏族聚居的地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部分地区）统一为一个行政单位
- 通过和平谈判而非暴力冲突解决西藏问题
- 将西藏建设成为和平区，停止军事化
这一政策在国际社会获得了一定支持，被认为是务实和妥协的立场。然而，中国政府一直拒绝接受这一方案，认为其本质上仍是"变相分裂"。同时，一些藏人组织也批评这一政策过于妥协，坚持追求完全独立。
对中国的影响
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和政治人物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对西藏地区的直接影响，也包括对中国整体国际关系的间接影响。
西藏政策与治理
达赖喇嘛的存在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对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形成了持续影响。中国政府一方面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经济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政治控制和意识形态工作，包括对藏传佛教活动的管理。
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特殊关注部分源于需要应对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的国际影响力。这包括大规模经济援助、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投资等，目的是改善西藏民生，赢得当地民众支持。
达赖喇嘛围绕转世制度的讨论，特别是他关于自己可能不再转世或在中国以外地区转世的表态，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2007年，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活佛转世必须获得政府批准，这被视为针对达赖喇嘛传承问题的政策回应。
国际关系
达赖喇嘛的国际活动对中国的外交关系产生了显著影响。中国政府通常强烈反对外国领导人会见达赖喇嘛，并警告这样的会见将损害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立场导致中国与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出现外交摩擦。
外国领导人会见达赖喇嘛通常会引发中方的外交抗议，有时还伴随实质性的外交或经济措施。例如，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后，中法关系一度陷入紧张；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后，中美关系也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使西藏问题持续成为国际人权讨论的一部分，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整体评价。这构成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必须面对和回应的一个持续性议题。
文化与社会影响
达赖喇嘛对中国大陆的文化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认同的影响上。虽然在中国大陆,对达赖喇嘛的公开讨论受到限制,但他的宗教地位和在国际上的声誉仍在某些群体中产生影响。
中国政府一方面强调保护和发展藏族传统文化，投入大量资源保护藏族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则严格管控与达赖喇嘛相关的宗教活动和言论，包括禁止公开展示达赖喇嘛的图像。
在中国大陆的佛教信徒和知识分子群体中，达赖喇嘛的佛教思想和著作有一定的非正式流传，尤其是他关于科学与佛教关系的探讨以及宗教间对话的理念。这些思想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影响着部分中国信众和学者。
比较分析
刘晓波和达赖喇嘛作为中国两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尽管背景、身份和活动领域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同时也有显著差异。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他们各自的贡献和影响。
| 比较方面 | 刘晓波 | 达赖喇嘛 |
|---|---|---|
| 背景与身份 | 文学评论家、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知识分子代表 | 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精神领袖，传统上也是西藏政治领袖 |
| 核心理念 | 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强调普世价值在中国的适用性 | 慈悲、非暴力、宗教和谐、文化保护，强调和平与对话 |
| 政治主张 | 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结束一党专政 | "中间道路"：不追求独立，在中国框架下争取真正自治 |
| 活动方式 | 撰写文章、签署宣言、组织民间活动，主要在中国大陆活动 | 全球巡回讲学、与各国领导人会面、组织国际活动，主要在国际舞台活动 |
| 与中国官方关系 | 多次被监禁，最终在狱中病逝，被官方视为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 | 流亡海外，被官方视为分裂分子，严禁相关讨论和图像 |
| 国际影响 | 主要在人权领域产生影响，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象征人物 | 影响更广泛，涉及宗教、政治、文化、环保等多个领域 |
| 诺贝尔奖颁发背景 | 2010年，因"在中国为基本人权持久而非暴力的奋斗"获奖 | 1989年，因"为西藏自由和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作出的努力和斗争"获奖 |
| 中国官方反应 | 强烈反对，认为是西方干涉中国内政，继续监禁 | 强烈反对，认为是西方支持分裂活动，加强对西藏的控制 |
相似之处
- 非暴力理念：两人都坚持非暴力原则，反对通过武力解决问题
- 国际声誉：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和广泛的国际支持
- 中国官方反对：中国政府都强烈反对他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认为是西方干涉中国内政
- 对话意愿：两人都表达了与中国政府对话解决问题的意愿
- 全球影响：尽管方式不同，但都对国际社会看待中国的方式产生了影响
- 坚持原则：面对压力和困难，都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主张
差异与特点
- 身份与立场：刘晓波是汉族知识分子，关注全国性政治改革；达赖喇嘛是藏族宗教领袖，主要关注西藏问题
- 活动范围：刘晓波主要在中国大陆活动，直至去世都未能离开中国；达赖喇嘛流亡海外，在全球范围内活动
- 影响广度：达赖喇嘛因宗教领袖身份，影响力更为广泛，涉及宗教、文化、政治多个领域；刘晓波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政治和人权领域
- 历史地位：达赖喇嘛是传统宗教和政治体系的继承者；刘晓波则代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改革的追求
- 政治目标：刘晓波追求中国整体政治体制改革；达赖喇嘛关注的是西藏地区的自治和文化保护
- 国际活动模式：达赖喇嘛经常与各国领导人会面，举办全球性活动；刘晓波主要通过文字和国际组织发声
结论
刘晓波和达赖喇嘛作为中国两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们的生平、思想和影响力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和宗教动态的重要视角。
刘晓波的一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过程中的艰辛与坚持。他从文学批评起步，逐步参与到政治改革运动中，最终因《零八宪章》等活动入狱。他的"我没有敌人"理念展现了一种非暴力、和解的政治变革愿景，强调了对话而非对抗的重要性。刘晓波虽然在生前未能看到自己追求的政治变革实现，但他的思想和精神遗产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可能产生持久影响。
达赖喇嘛则代表了西藏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的复杂交织。作为宗教领袖，他在全球范围内弘扬佛教思想；作为政治人物，他的"中间道路"政策展现了务实与妥协的立场。达赖喇嘛的国际活动使西藏问题保持在国际视野中，同时也对中国的外交关系和西藏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位和平奖获得者所面临的争议和挑战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中国官方对他们的批评和限制，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示了不同政治立场和价值观之间的张力。
从历史角度看，这两位和平奖得主可能被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思潮的代表。刘晓波所推崇的普世价值观和宪政民主理念，以及达赖喇嘛倡导的文化多元与宗教自由，都为思考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无论是从支持还是批评的角度，理解这两位和平奖得主的思想和贡献，对于全面把握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脉络都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的经历也提醒我们，和平与人权的追求往往充满挑战，需要持久的勇气和坚韧的信念。